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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 公園苛政猛於虎？
夏鑄九 國立台灣大學建築與城鄉研究所教授
（刊登於《中國時報》，1997年1月22日。）
雖然距離下次台北市長選舉還有一段時間，卻由於馬英九似乎有意出馬，造成了
選舉提前加溫。就在各方鴨子划水，悄悄拉開戰局之際，位在台北市中心地區，南京
東路與林森北路口的第十四、十五號公園預定地上的違建聚落拆除工作，由於市府想
趁早解決，已有可能提前引爆三黨在此案之角力。
表面上來看，違建聚落約三千餘票，上次投票分布主要為陳、趙各半，但是，由
於選舉是種象徵政治，市民是在語言與論述的世界中受到符號之作用，因此，市政方
向與政策上的競爭對市民之影響均有放大效果，不容任何一方自亂陣腳。
陳水扁市長原來的招牌是市民主義，它的對立面是官僚威權與管理主義，因此，
強調「多做小工程」。通常，大工程因思慮難周，執行中易出差錯，反而帶來大災
難，目前只有開發中國家仍多此種好大喜功心態。而拆除大規模的既成違建區正是智
者所不取，因為違建的形成與解決十分複雜，絕不是單純的工程建設與形式化的官僚
體系所易奏功。
十四、十五號公園預定地上的聚落是典型的開發中國家市中心的老違建，早期居
民多為山東一帶隨國府來台之移民，後期則為各縣市北上之城鄉移民。他們不能負擔
正式市場中之住宅商品，而公部門之國宅也無機會獲致。為何如此？一方面，台灣過
去的經濟發展過程中，國家並未將國內市場，尤其是營建業，當作經濟的主要刺激元
素，製造業之外銷產品才是國家政策關注的重心。另一方面，社會底層之組織與動員
要求國家提供住宅之壓力又不夠大，國家容忍非正式部門與縱容違建之政治過程可說
是國家與違建聚落間以政治忠誠交換違建姑息，而成就為國家與社會間父權關係之再
生產。這方面最著名的例子是高雄市之草衙。台北市也一向如此，一直到上屆黃市長
任內，由於開放民選之壓力，拆違建闢公園則開始被當成為爭取中收入選民選票的建
設成果。由於安置計劃執行不力，不少拆遷戶至今仍未有國宅安置，許多貧窮的違建
居民被迫移居殘存於其他的都市角落，更遑論即使安置於偏遠國宅者，也因切斷了過
去在市中心的謀生網絡而被迫轉手配售之國宅，嚴重扭曲了國宅政策之原意。結果，
公園的綠色環境竟成為有侵略性的，異化的綠色意識形態，這真是原來公園推動者所
始料未及的。
現在的台北市政府雖然市長易手，局長易人，然而，實際市政建設的執行仍然是
過去的行政機器。即使十四、十五號公園預定地的違建居民也曾經參加台北市都市發
展局的地區環境改造計劃，以就地安置，一半闢公園，一半建國宅的構想，獲得發展
局獎牌。而相反地，市府的公園路燈管理處到現在卻沒有提出什麼先建後拆的完善計
劃以示市民，幾乎像是個無安置計劃的計劃，僅提供了未來是音樂噴泉的說法，實嫌
粗糙，難免令人擔心過去的「市府堆土機」效果繼續複製，讓人性的公園奠基在不人
性的拆除工作之上，讓中收入市民對綠色公園嚮往的選票以貧窮居民無家可歸為代
價。至少，這值得兩案並陳，或是以市民論壇形式公開辯論比較一下，不然，這也是
現代版之公園苛政猛于虎乎？
今天，台北市政府以「世界城市」做為全球經濟競爭中之節點而努力以赴，城市
之競爭力需以市民現實生活的改善為物質基礎，而非將城市附麗於城市美容術的表面
功夫之上。畢竟，全世界的全球城市必須同時面對的正是兩極化的社會與分裂的城
市。對違建居民言，元宵節後動手拆除之令，造成過年期間人人自危，真不知是那一
位冷血無情官僚揣摩上意的妙計？
畢恆達 台大建築與城鄉所所長
聯合報 86.2.5, 第11版
台北市政府一再重申十四、十五號公園預定地上的建物在三月四日非拆不
可的決心，並警告這些處於社會底層弱勢的居民趕快搬遷，不要心存僥倖之
心，免得領不到補償金後悔莫及。強勢的政府對上弱勢的居民，台北市的都市
計畫是否會重蹈幾十年前美國的覆轍，考驗著市府的智慧。
五０六０年代的美國，在開闢馬路與都市更新的旗幟下，用推土機一舉剷
平許多住宅，摧毀既有緊密的鄰里街道生活。表面上都市的臉似乎得到美化，
但是社會也為此付出相當慘痛的代價。許多環境心理學的研究指出，這些經由
都市更新而被迫遷移的居民，其心理所受到的傷害就像是失去一個最親密的家
人一樣。
住宅絕不只是一個空空的殼子，搬家也不是將物品從一個盒子放到另一個
盒子裡。每個人都需要一個熟悉的生活地點，能夠遮風避雨、每天醒來可以看
到熟悉的空間、繼續做昨日所未完成的事、有一個緊密的社會支持、一個熟悉
的散步
與購物的路線。這些熟悉、連續的生活空間，讓人的生命可以繼續向前。因此
一個安置計劃，必須考量居民是否可以繼續維持生計、小孩可以到同一個學校
上學、和熟識的同學玩耍、可以和熟識的鄰居互相安慰，以保有生活的連續
性。這關係著一個人的生理和心理健康，對於處在經濟、年齡與行動能力弱勢
的人更是如此。
一個陰雨連綿的下午，我走進十四十五號公園預定地的巷弄裡。想起麥可
傑克遜曾經從晶華酒店總統套房的窗戶向下瞭望這個人鬼同居的鄰里。而我，
看見畢生奉獻給國家、隨軍隊遷台而又受到社會遺忘的老兵，看見鎮日辛苦為
全體市民打掃街頭的城鄉移民，看見一個沒有電動玩具的童年。想想，如果政
府可以花成千上百的警察警力，護送麥可傑克遜到玩具店購物，再以幾百萬元
的警力預算維持演唱會當晚的交通，那為什麼沒有人力可以幫助這群老兵和城
鄉移民。而在一個人民可以花5000元去看麥可傑克遜表演的富裕台灣，卻有如
此多的居民仍然居住在家中沒有水龍頭、衛浴設備的環境裡，令人不忍、令人
汗顏！
大多數的台灣人民，可以清楚感受到幾十年來生活境況明顯的改善。從過
去全家守在收音機旁收聽廣播節目，到現在電視機、電腦設備、汽車一應俱
全。我們都是國民經濟提高的受益者。然而這群居民卻仍然停留在過去的生活
方式當中，沒有太多的改變。
狹窄的巷道裡，一位七十餘歲行動不便的老人，已經有整整十三年沒有離
開住屋的門前，每天只能遙望巷道尾端林森北路的車水馬龍、和鄰近的老人話
話家常。另一位罹患重病的老婦人由於有一個未出嫁的女兒，因此無法領到救
濟金。諷刺的是女兒由於必須常常帶著母親到醫院看病，又無法獲得全時的工
作，只能打零工賺取微薄的薪水。這樣的家庭即使拿到補償金、拿到國宅憑
證，事實上也買不起國宅。這樣的家庭，又怎麼去找房子租賃。怪不得一位八
十八歲的老兵憤慨地說：「你拆了我的房子，要我去那裡！乾脆殺了我好
了。」
如今未來的公園還沒有做好規劃設計，住戶的安置計劃也尚未做妥善的安
排，似乎沒有理由急著非拆不可。市民固然渴望清新的空氣、如茵的草坪，但
是我不願成為踏著血跡前進的人。如果市府想像中的維也納音樂公園真的可以
換得到明年的選票，我也不忍成為其中的一個。
參 城市政策開倒車
劉可強 財團法人城鄉發展基金會執行長
當所謂的進步政治家（不分黨派）執政時做了錯誤的決
策，進步的知識份子（不分黨派）是否有責任提醒執政者並
要求執政者承認錯誤，改正決策，彌補過失？在台北市!4-
15號公園貧窮老人的安置過程中，執政者明顯犯了錯誤而未
能即使改正。專業知識份子在多次提出質疑以及具體建議而
無法獲得回應後，透過媒體與廣大社會的參與，試圖喚起執
政者的良心，但不幸引發更強勢的反應，導致這一次錯誤連
連的老人安置事件。從一個專業知識份子的立場，我為什麼
反對市府的決策與安置作業，有以下幾點原因。
１．“先建後拆”是正確的安置政策，但如果它只是選
舉的諾言而未能具體實現時，執政者不應以“決定要建”等
同於“已經建好”來自圓其說。大家都知道，“先建後拆”
的精神是讓被安置的人能夠先搬入新建的房子後再拆舊房
子。
２．當執政者公佈將於3月4日拆除地上物時，其所提
供住戶搬遷的時間只有一個月。依我過去二十多年的老人住
宅更新經驗，短短一個月的時間是不可能做一個完善的安
置。在14-15號公園裡已生活了四、五十年的二、三百位單
身、貧窮的老人，他們的安置與搬遷是必需要時間與專業社
工人員的投入，市府在一個月之前根本沒有一個安置計劃。
因此，關鍵的問題是為什麼要在3月4日拆除地上物？而這
個問題經過多次提出，但都未獲答覆。大家都想了解的事，
執政者卻不願回答。
３．14-15號公園的新建目前並沒有整體規劃，更不用
說詳細的設計藍圖。有的只是一句話“音樂噴泉”，執政者
的都市幻想。相對的，年青有心的知識份子－學生，早在前
一年就已提出具體的規劃構想，將公園建立為多功能、多元
化、多使用者、多重歷史記憶的完整計劃，並同時就地安置
最需照顧的老人。
大家都知道，一個好的城市公共空間是透過集體的創造
力，凝聚共同的記憶，而生產出它特殊的品質。執政者沒有
計劃，也不知道如何生產有品質的公共空間。
在後續強勢執行安置與拆遷過程中，執政者早應察覺安
置計劃的草率，即時暫緩行動，以避免老人自殺、住屋縱
火、安置不當等後果。但不可思議的是一個進步的政治家遽
然不顧一切，堅持己見，致一發不可收拾，造成一連串的錯
誤。城市政策開了倒車。
每一個人都會做錯事，從錯誤中自覺、反省、學習，是
做為現代民主社會一員的基本要件。公共性人物、政治家、
執政者更應以身作則，勇於認錯，勇於尋找正確的答案。這
才是值得欽佩的公僕。但如果不是，則每一位市民不分老
少、不分貧富、不分黨派都有權力有義務就事論事，以社會
正義提醒並批評執政者的不當與錯誤。
楊長苓 台大城鄉所博士班
八十六年二月十六，距離拆遷日期不到二十天。下著細細小雨的春
節時分，金鏞與我一同走入劃為十四、十五號公園預定地的康樂里。
穿過許多以為自己擠不進去的彎曲狹巷，黑色堅實的墓碑牆壁在冷
冽的空氣中迴盪著戰亂的氣息。九百多戶大型鄰里，沒有歡笑，也沒有
全新的紅色春聯。觸目所及，人們若非倉惶走動尋求未來安身立命之
處；就是無力呆坐巷底等待生命的判決。而我彎腰、低頭、侷促在每個
家戶中探詢居民未來的安置計畫時，他們不解的眼神就像一把把利刃，
切過我心頭最柔軟的地方。
傷痛的感覺在心中不斷翻湧：作為學術環境中優渥著長大的女性，
我從未想過自己會與這段歷史相逢並緊密地發生關係。身為已婚、中產
階級、擁有一些學術與社會資源的女人，康樂里貧瘠的土地與扭曲的歷
史時空，就像初秋清晨的雲霧般飄盪在遠離現實的虛幻之間。除了報章
雜誌的書寫證明了當地居民與我佔有相同的都會空間以外，橫在我們之
間的，彷彿是個難以跨越的遙遠距離。
可笑的是，市府違背「先建後拆」的諾言，並謊稱「先安置後拆遷」
的作為，卻讓我一腳踏入了康樂里。而這批弱勢居民不被市府尊重的生
命權利，也讓我比以往每一時刻都更要堅定地駐足在此，與他們一起面
對生命。
從生澀踏入到熟悉活動，這之間不是時間的串聯銜接，也不是「他
者」剝削性的關懷，反而卻是透過他們從其他的視域去瞭解都市與社會
問題：十三年來坐在街角看盡都市繁華的殘障婦人，丟下從軍、成家、
生子等一生轉折記錄照片的老兵，吃力提著家當寒風中等待公車的老
翁，與倉促離去卻仍留在桌上半海碗的湯麵..。雖然城鄉移民與戰亂的
過程讓他們比一般人更為溫柔堅強，但面對強勢市府的倉促決定，他們
又能如何？
寫到這裡，不禁想起木柵動物園搬家的狀況。當時市府不僅先為動
物妥善地安排了新家，當天更是張燈結綵地進行嘉年華會。反觀十四、
十五號公園為數九百多的拆遷戶，卻是在什麼樣的狀況被迫離去熟悉的
家園與生活網絡？難道，現在是個人不如獸的年代。
根據市府的說法，公園預定地上三百六十戶弱勢民眾已經百分之百
安頓完畢。但三百六十戶弱勢民眾中僅有78戶為社會局安置，其他282
戶民眾則是「自行搬遷」。但社會局評定老殘弱勢的標準非常嚴格，因
此這群位於社會最底層，不能也無能流動的「弱勢民眾」，究竟為什麼
選擇自行搬遷？他們要搬到那裡？社會局怎麼做癒後追蹤？都告訴我
們這事並非真正地結束，就像最近回家，總會看到答錄機在黑暗的廚房
中規律地閃動一樣。
明滅交替的紅燈，記錄著等待回復的希望。昨天、前天、大前天，
許多拆遷戶在答錄機裡留下了他們的聲音。而今天，答錄機又要對我說
什麼呢？
按下按鈕，電話那頭傳來一片蒼老寂涼：「楊小姐，我是十四、十
五號公園的邱伯伯，你聽得到嗎？
聽得到，聽得到，只要用心，都聽得到。
坐在廚房，翻開家園聯絡簿，我一筆一筆用力寫下他們的電話。撥
過去，聽他們告訴我現在生活遭遇的困境，與拆遷安置未竟完善的問
題。假如歷史是記憶與遺忘相互鬥爭的戰場，明天，還有誰會記得他們
被驅離的命運？
抬頭，夜正有星星墜落繁華，而早春的台北都會，竟帶來了幾個不
明顯的哆嗦。
天.寒.風.大。
文/施明德
十四、十五號公園拆遷事件可能是台北市，甚至是台灣這幾年來最大樁的違
建拆遷案，可能也是引起最大爭議的拆遷案。關於本案，在二月二十六日以前，
我和很多人一樣，都是從報章雜誌上得知來的，在其中我看到台北市政府的立
場、拆遷戶的心聲，也看到了台灣大學城鄉研究所的意見，以及各種媒體的報導。
我最初認為，既然已經有這麼多人在關心，而且我還有其他要事，所以也並沒有
予以特別關注。直到二月二十六日上午台北市社會局長陳菊打電話給我，那時我
正在到立法院的路上，她告訴我公園預定地有一拆遷戶老兵翟所祥老先生上吊身
亡，她說正要趕到現場去，並說我長期關懷弱勢者，尤其在促進族群和諧的努力
上獲得一定的信任與肯定，特別是前一日（二月二十五日）促使三黨一派立委共
同合作，很平順的將二二八紀念日訂為國定假日，意義深遠，如能一起到現場，
將對事情的緩和與解決有幫助。因此我才改變行程趕到現場去，直到當天下午五
點多都待在那裡，結果整天的行程都亂了。
弱勢住戶 盼安置再拆遷
到場後只見激動、憤怒的群眾，甚至喊出「民進黨去死啦！」我只是靜靜的
聽，讓他們盡情的發洩。因為我很清楚，一見面一定是辱罵、謾罵、攻訐，這是
人之常情嘛！等到情緒發洩完了，他們開始希望我主持公道，希望我關心。在初
步瞭解之後，我認為社會各界以及住戶都贊成拆遷，幾乎沒有人反對拆遷，問題
只是如何安置，至於安置的對象又可分為三類：
一、有住屋，有相當財產，還可以把房子出租的經濟條件較佳者。
二、經濟條件還不錯的攤、商住戶租戶。
三、約三百多戶的弱勢住戶，其中有一百一十一戶的老榮民。
第一和第二類較不成問題，不是我關心的對象，我所關心的是第三類，他們
是台灣社會的弱勢者。從報紙的報導上知道，本案最早是廖正井在處理，後來才
改由副市長陳師孟負責，社會局才奉命負責處理安置。而第三類拆遷戶關心的是
安置問題，他們希望先安置再拆遷，並非反對拆遷，他們希望緩拆，讓他們有時
間可以處理後續相關事情，他們並表示，二月初才公告，三月初就執行，時間實
在太趕了，他們認為都已經住了幾十年了，為何不能再等一個月？連一九四九年
戰敗逃亡沒有這麼趕。其實這種聲音我並不是這麼在意，我真正關心的是第三類
的弱勢者和老兵。
基於人道答應參加守夜
於是我趕到台北市政府和陳師孟副市長協商，陳師孟給我的印象是，一定會
先安置再拆除，他又說，沒有安置好就不拆，後面這句話是一種承諾，但是這句
話我不能替他講因為如此一來似乎是我搶了他的光彩。所以後來好幾次我都對外
說陳副市長說一定會安置好再拆。從市府出來以後，陳情群眾要我講講話，我的
第一句話就說「在如此繁榮的台北市竟還有這樣的居住環境。讓這些人住在這種
地方實在是不道德、不人道，所以拆是一定要拆」，我也向在場民眾表達陳副市
長先安置再拆的意思，並說我願意扮演市府和拆遷戶的溝通橋樑。接著我馬上聯
絡退輔會和社會局的官員，約好隔天上午到我的辦公室來協調。立委李明皋、潘
維剛聽到消息後，也向我表示希望一起參與協調。
隔天上午十一時退輔會、社會局官員和立委林忠正、李明皋、潘維剛等，就
在我的辦公室協調如何協助安置這一百多位老榮民，得到不錯的結論，差不多所
有的問題都獲得解決。也參加協調的居民代表和城鄉所學生則表示，三月四日就
要拆除，居民在那裡住了幾十年，對那個地方有很濃厚的感情，他們打算舉辦一
個告別家園的守夜活動，當面邀請我參加。我認為人家在那裡住了幾十年，房子
再破再爛總是有感情，在民主的社會，講人性的社會，站在弱勢關懷者的立場，
站在人的立場，我都認為這是人之常情，於是就答應了。事後竟有人說成我是被
人利用，我覺得這些人真的是心態還沒有解嚴，以前國民黨專門說黨外、民進黨
是被共產黨利用，說成是三合一敵人，如今人家一做什麼事就說成是被誰利用，
好像每一個人都沒有獨立判斷能力，坦白講，這是戒嚴心態還沒有解除的後遺
症！台灣社會在法律上雖然已經解嚴了，但人心、心態實際上還沒有解嚴。台灣
社會今天依然沒有是非，不講原則，就是這樣的後遺症，大家不敢堅持理想，這
種心態是根源之一。
告別守夜 不是抗拆守夜
三月三日晚上三黨立委有一個餐會，會後我邀請前主席、立委張俊宏一起去
看看，我說明天都要拆了，去關心一下無妨，甚至必要時可以幫市府作安撫、疏
通的工作，剛好林郁方立委也在場，我就跟他說「林委員，做夥走啦」(台語發
音），所以他才一起去。事後外界說我是被林郁方委員利用，其實剛好相反，林
郁方委員是我找去的。對此我深深感慨，這就是戒嚴心態！對自己沒有信心，連
對我這個前主席施明德都沒信心！實在是民進黨可悲之處。對別人的堅持原則，
不敢正面去體會人家的所作所為，反而用攻擊來回應，有深度思考的人會作何深
思？
我到現場時場面已經很火爆，群眾不時高喊「民進黨去死啦！」......！發現
我時將我圍住不讓我進去，我說「死我也要進去」。其間有一些拉拉扯扯，有人
情緒非常激動。後來有人喊說施主席來了，來者是客，場面才稍稍緩和。一開始
他們要我上台講話，我說我不知道你們到底是告別，還是死守抗爭，先讓我看看。
有報紙說，我和張俊宏立委為了不上台講話在那邊推來推去，其實不是，我是要
先瞭解到底他們是告別守夜還是死守，所以才不講話。
於是我到處去看，發現東西都搬光了，還發現有人在清倉大拍賣，我還對其
中一個拍賣的人說，原來台灣人都這麼會做生意，真正的住戶都已經搬走了，你
這個假住戶還在這邊清倉大拍賣。我念茲在茲的是，到底是告別守夜？還是死
守？如果是死守聚會，我自然會有論斷；如果是告別，則是人之常情。我說人家
都搬了，真的都搬了嘛，所以是告別嘛，我在想，為什麼市府的官員不進去看看？
就知道那些人怎麼可能是抗拆？
其間我還打電話給陳菊，說這邊有日本總督的墳墓，明天拆遷時要注意，不
要損毀可能是歷史的記錄。
社會各界到現在還將告別守夜誤解為抗拆，一直在混淆焦點，我認為今天應
該還事實一個真相。直到凌晨六點火勢停止之前，市府官員有無到現場看過？還
好因為我的在場，讓人覺得民進黨沒有缺席。拆遷互不是敵人。金窩、銀窩，不
如自己的狗窩，住了幾十年總有感情嘛。我一直擔心會出問題，因為看不到一個
市府一級主管官員在現場。我想我一定要在那裡，而且經過來回看看後，我取得
拆遷戶相當的諒解與尊重，而不是用公權力赤裸裸加以處理，公權力可以作為基
礎，但還有其他因素要加以考慮，人道是可以化解不必要的流血衝突。
自始至終沒有反對拆遷
我要到處去看看時馬英九剛到，後來聽到群眾大喊「馬英九不要走」，但他
還是走了，陳市長說張俊宏是看到情勢不對先「落跑」，其實張俊宏才不會「落
跑」，他也是到處去看看，他是以為我已經回去了，所以他才離去。回到現場後，
我對整個狀況瞭解了，是告別而不是抗拆守夜，之後上台講話，我說：
「各位先生、各位女士，大家晚安！我支持十四、十五號公園違建戶要拆，我看
大多數的住戶也都贊成要拆，因為繼續給人住這個地方是不人道的」。我開宗明
義就很清楚的強調要拆。「現在的問題是安置的問題，尤其是三百戶的弱勢戶，
特別是一百多戶的老兵，這些要先安置再拆除。大家關心的是安置的問題，而不
是抗拆。據我所知陳副市長見面所瞭解的，我認為一定會先安置後拆除，未安置
好不拆遷（不便說明是陳副市長的保證，因為這是陳副市長處置的原則，是討好
的原則，我不便替他宣佈）。人道主義是要實踐，而不是說說而已。這幾天來我
看到了學者的良心、政治力的運作、弱勢者的無奈，從這個事件當中我們都應學
習並得到一些經驗。祝各位未來愉快幸福。」隨後我應他們的邀請坐下，既是告
別守夜，我當然願意坐下。
不久有一個人指著我說「施明德，你怎麼可以和中國人坐在一起？」我立即
站上台說這種人到底是不是人？我說人家住了十年、二、三十年、四十年，再怎
麼糟是人家的家，人家的家明天就要拆了，今天陪著人家守夜，這是人性，這是
人道，這有什麼不對？我說這個人到底有沒有人性？我大聲斥責這種沒有人性的
行為。說完，城鄉所的人就說，我這個人一生走過來，過去的歷史已經說明，以
前曾經罵過我的人最後都被人瞧不起。
單身赴會 表示最高善意
發言完後我又坐下，不久看到名報人司馬文武到了，便起身和他又到處走
走。一度我對司馬文武說，等一下要拆的時候一定會有火爆的場面，從民眾對我
先是怒罵相待到跟我打招呼的情形來看，到時我可以出面協調解決。我在想，本
來市長事後可以說，我們一方面在執行公權力，而公權力總是比較冷酷的，所以
我們也請前主席到現場關心，事情可以很圓熟的處理的，但他把話講的太衝了，
認為只要去就是不對，顯示他的思想還停留在「非友即敵」的階段，也是心中仍
存留戒嚴心態。
整個過程我特別要感謝一位熱心的拆遷戶張學周先生和另一位計程車司
機，他們擔心有人對我不利，從頭到尾陪著我。當失火時群眾開始騷動，張學周
要大家冷靜，說「大家不要亂，施主席還在這裡，大家安心」。幾次的騷動他都
這樣維持場面，這次我是隻身前往，沒有任何助理人員隨行，我明知危險，但這
代表最高的友善，我是完全帶著善意、關懷的心來。
七點多回到家後，因吸入太多濃煙身體感到非常不適，而在十點多到醫院打
點滴。就此昏睡一天半，其他的行程都耽擱了，很多人都擔心以為我出事了。沒
想到事後陳市長一直罵說我不明就裡，我認為一來我是應市府官員之邀出面協
調，二來我是出於純粹善意的關心，這些都有事證的。說什麼搞不清楚，沒有政
治敏感度，一開始我都不願意表示意見，保持沈默。而且竟還說張俊宏是被利用、
落跑，他看了非常生氣，我真的覺得難過。
這個事件我覺得，我們要求的是一個制度，是一個民主制度，民主制度的基
本立場和原則之一就是執政者和制衡者之間的關係，我們在野時是如何在監督別
人，難道今天我們執政了，別人的監督就是敵意？別人的關懷都不可以？從制衡
者轉變為執政者，我們要記得容忍別人的制衡和監督，這次事件中我看不到這種
心態，這下去台灣永遠沒有辦法健康。
人道關懷 無涉政治利益
第二、十四、十五號公園拆遷固然是大事，但比中國對台灣武力的威脅其實
不算什麼。也許陳市長看到馬英九到場覺得很不爽，這我可以理解。但是作為一
個台灣的政治巨星，陳市長不但要有能力、有智慧、有魄力、有決心，他也需要
穩定的性格和寬容的心胸。一個十四、十五號公園拆遷案他就氣急敗壞，幾乎罵
遍所有的人，這麼激動，將來有一天他當了總統，萬一中國打了幾顆飛彈過來，
那他怎麼辦？所以作為一個政治領導者，在能力、智慧、魄力之外，穩定性格和
開闊的胸襟是非常重要的。
第三，台灣社會應該走出戒嚴心態。在這次事件中我深深感受到，台灣社會
雖然在法律上已經解嚴了，但是心態上，行為上卻還沒有解嚴。能否走出戒嚴心
態，是台灣能否走向健康、希望、快樂的重要課題。最近李登輝一直在提倡心靈
改造，我不曉得他是要如何改造，我覺得真正的心靈改造是要改造長期以來被禁
錮、封閉、猜忌的心靈與行為做起。如果他不是這樣的想法的話，我希望他能瞭
解。
從最初幕僚助理的反對，到應邀出面關心，我都沒有考慮到政治利益，我一
向認為個人利益漢人到弱勢關懷是不可相提並論的。任何事情都有正反兩面，政
治人物要敢於付出任何代價，不能只想到要接受掌聲。
一輩子我都在罵聲中，走過來了。